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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墙第二十六章

2771 2018-08-21 16:26:58

我又想起我的将近四十岁的经历,特别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总是不顺,倒霉透顶。就说我在银行时,我在第二年就当了副科长,业务上也算精通了,但是却与正科长产生了小小的磨擦,这种磨擦是在平时的工作中一点点地体现出来的,原因就我的观点同他不一致,可能总是想护着员工或者说好听一点是为员工说话,但这样做就出现了所谓的“抗上”的言行。我在人事部的说服下,就只好到分行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我就是这样一个万金油式的人物,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胜任。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开始发表了我的文章,成为了在研究室的中流砥柱。在一个副行长和几个同事的支持下,我潜心研究国际保理业务,试图将这个国际上新的金融工具引入我国并付诸实践。我为此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指导建议。在推广试点中,我们到总行去向银行权威们解释,在分行我们对老一辈的银行家们的传统意识进行反驳。我们不辞辛苦地到有关国外银行驻京办事处与国外的同僚们了解这项业务的最为实际的做法。

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们的那位副行长坚决支持我们的开发热情,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我们战胜之。最终,总行下文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在北京做试点。我们欣喜若狂。接下来是最为实际的工作,可以说这些具体的工作全部是我来完成的,因为跟我一起合作的两位同事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业务,只能在有些做法上提示一下我的想法。我反复推敲中国银行与国外保理公司如何签署具体的协议,中国银行如何与国内的进出口公司签署国内的服务协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

在这期间,我又与业务部的科长去香港参加了国际保理业务的研讨会。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买有指标的大件,即彩电、冰箱、照相机等等,如果买免税的国外进口货还是便宜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坦率地讲我们太乡土气息,虽然我们来自中国的首都,但是衣着穿戴还是显得非常的土里土气。我受过高等教育,对国外的情况有着理论上的了解,所以处处我们都比较谨慎,不愿显出我们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英语来与国外银行界人士交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首次与韩国和台湾的人士接触,深刻感到韩国人对中国大陆来人的热情,他们临别时都依依与我们拥抱话别;而台湾人士却显得拘谨,言谈话语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说话又非常谨慎,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两岸没有任何的接触。

我们成功的第一个保理协议是与德国的一家银行下属的保理公司签订的。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双方的有关协议,最后确定下来。那天,我们还特地邀请了总行的领导和分行的领导们,把签字仪式搞得比较引人瞩目,并发表在国内金融杂志上,这就成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开始。

然而,就在我醉心在这个领域,并希望努力开发这个业务时,我要求去业务部的努力遭到拒绝,业务部门的领导害怕我这个人不好管理,就不同意让我回到业务部门。因此我只好下决心离开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后来我得知,同我合作的两个同事,一个调走,另一个有机会给派到加拿大分行工作四年。我又得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率先成立了国际保理公司,而且全部的做法都是依照我的理论去做的,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业务的人们竟然搞起了这项业务。

我从此离开了金融界,这个我曾经为之而奋斗的领域,搞起了对外贸易,而且搞的是服装。从对外贸易知识本身我没有什么问题,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掌握服装的技术和贸易常用词汇,这样就可以在对外谈判上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到合资企业去

[正文 第36节]

锻炼自己,同时又能挣到高工资。但是在合资企业里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单纯,只要你拼命地工作即可,其实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恶劣和公开化。我有一次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让老板当着我们银行的信贷员的面给臭骂一顿,我的脸实在有些挂不住,可是我还是忍住没有跟老板争辩,要是在银行的时候,我早就跳起来,至少我会扭头就走了。此时此刻,我是打工的,我只有忍耐再忍耐。

经过我的努力,我的服装知识和技术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永远记住老板对我说的一句话:“晓升,做什么事不要犹豫,在美国,年轻人是想起来什么就去做的,从来不犹豫。这就是所谓的勇敢精神。”我每当面对一个事情犹豫不决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想起她的这句话,在社会上必须要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做事要是优柔寡断必将问题更多。

也许是我有自己的能力,所以也招致部门经理对我的嫉妒,当然我对他却没有什么想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提出辞职,出口部的经理由我来接任。这是个主要做内销的公司,可是我们又要去搞外销,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要为公司挣到钱,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从我来讲,当然我希望我们部门也能为公司挣到钱,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出口生意和内销不同,出口生意要有固定的客人,固定的渠道,要花传真费用,要有寄样品的费用等等。公司老板认为我们部门的开销太大。后来我又在工装上下了一下功夫,为公司挣了一些钱。我看到这家公司的出路非常乱,中方和外方总是争吵不休,公司上下人心不稳。外方最后决定卖掉自己的股份,中方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所以就一下子卖给了另一个外商。这个在北京是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公司就夭折了,变成了独资的服装公司。这时候我离开了它。

一个浙江私人小老板,要在北京办一个办事处,他坚持让我来管理,每月给我一千元,我同意了,但他不放心,财务却给了另外的一个人,造成一个互相监督的局面。我做业务,但没有实权,一切都要和另外一个人商量,他又根本不懂服装业务。在合作期间,我们没有给厂家大的订单,浙江老板觉得在北京花费很大,决定撤消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自己搞,而且也有一、两个外商在同我做生意。我也很生气,好容易发展起来的两个客人,全部由于浙江老板的质量问题给弄砸了,外商不愿意跟我做了。就在我们艰苦地开发而且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迎来了机会,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机会,加拿大一个外商通过香港一家公司购买男丝绸衬衫现货,正值现货价格是最低的时候,我的一个订单能够挣到五十万元以上。多好的生意呀。可能我的命里就没有这个福命。

中间人看到了可观的利润,背着我将生意自己去做了,毕竟客人不是我自己的。我听说,香港来了位小姐验货,并带着银行本票,但那几个人竟然不让她看货,安排她住的宾馆也是新开的,我不知道在哪里。香港这家公司打来电话询问我情况,可是我没有办法联系上那位小姐,对我来讲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就被告到工商局,称我是非法经营,以及抢客人,等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被动地被工商局叫去,谈话,无奈之余。我也只好托人,最后托得正合适,问题没有闹大,我却被罚了六千元,总算过了这一劫。没有挣到钱,自己却先吐了血。香港那家公司后来跟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由于那些人做的货质量出现严重的问题,加拿大方面坚决索赔,造成香港这家公司的老板辞职,从此我也断掉了同这家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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